克林顿：早已预见中国终将取代美国那天到来，并希望能亲眼见证

“我也认为他们最终会取代我们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我的目标是确保当那一天到来时，不会对我们不利，也不会对他们造成危险。”克林顿这么说过，话里有种既承认现实又带着自责的味道。

90年代到本世纪初，推动全球化在华盛顿是一种常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国会通过，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克林顿自己在八年里完成了近300项贸易协定。

这些操作让跨国公司更容易把生产线搬到成本更低的地方。

经济数据也摆在那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14年就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说法广为流传；按名义GDP，差距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变化并持续缩小。

学术研究里也有量化结论：有研究把1990年代以来美国因与中国贸易竞争而流失的制造业岗位估算在数百万级别。

政治后果直观：被全球化割裂最深的地方是“铁锈带”，产业外移、工资停滞、社区衰落在那儿集中爆发。

克林顿自己把希拉里2016年在这些地区失利，和当年贸易政策承诺未兑现联系起来。

在美国政坛，关于这套市场导向经济学的争议一直没停。

党内的左翼进步派批评那种做法不再适合普通工人，新的民主党政府把更多注意力放到本土制造业、供应链安全上。

共和党保守派则从另一头指责当年的对华接触过于天真。

克林顿也把问题部分归因于资本流动带来的财政约束。

他提到，随着资本更自由地跨境流动，政府通过对企业和富人征税来筹集用于再培训、社会保障这类缓冲项目的能力受限。

私营部门的影响力超过了公共部门，这个描述在访谈里出现过。

政策转向在实际操作上有迹可循。

2018年之后，美国对来自中国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对科技领域采取更严格的出口管控，并在供应链、投资审查领域加强限制。

这些都是从“接触”到“竞争与遏制”政策调整的具体表现。

与此同时，有观察者指出，中国并没有按一些人的预期“崩溃”。

媒体和研究者多次强调中国在制造业、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链整合方面的韧性。

有人用“非常、非常专注，而且他们的体制运转极佳”这样的评述来形容中国在执行大型经济政策时的效率。

在国际秩序与国内政治之间，美国政策制定者曾寄望通过贸易与交流改变对手，但当年那套期待并未完全成行。

拜登政府的有关官员后来也承认，过去低估了通过外向政策改变另一个大国的难度，政策目标从“改造对方”转为“塑造更有利于自身与盟友的环境”。

贸易协定带来的红利并非均等分配：企业利润、股东回报在全球化浪潮中增长明显，而地方工人和社区对冲击的承受能力相对不足。

社会福利和再培训项目的覆盖不够，就产生了持续的怨气和政治回响。

对普通人来说，那些变化并不抽象。

工厂关停、社区商店消失、同龄人的工作变成临时合同、工资多年没涨，这些具体经验在中西部和东北部许多城镇里都能找到。

政策讨论常谈大局，但这些日常影响才是选民走向投票站时最直观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