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二七”惨案,一般指的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然而直系军阀吴佩孚借调解之名诱骗工会代表到江岸工会会所“谈判”,以至于让赤手空拳的工人遭到反动军队的埋伏,牺牲52人,300多人被打伤,罢工最终以失败告终。
惨案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与其他力量团结起来,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于是,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
然而孙中山先生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他去世没多久,蒋介石和汪精卫就背叛了革命,对革命义士进行了疯狂的迫害,大革命也宣布失败。
周恩来第一次拍案而起
自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开始蠢蠢欲动。1927年7月,国民革命军受共产党直接影响的叶挺率领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离开武汉开往九江准备讨伐蒋介石。
汪精卫
这一举动使汪精卫十分恐慌,他急忙到庐山策划召开军事会议,并强制命令叶挺、贺龙参加会议,让两支部队在九江以南的德安集合,意在接触这两支部队的武装。毫不知情的叶挺和贺龙正要按照汪精卫的指令办事,突然一个人的出现让他们看清了汪精卫的嘴脸。
那天将近夜晚,叶挺部队已经进入了到九江附近的星子县,正要休息时,警卫员突然来报,说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求见。叶挺连忙下床迎接,叶剑英已经走了进来。只见叶剑英满脸汗水,很容易就能看出他是匆匆赶来。
叶剑英开门见山说道:“叫人把贺龙同志也请来,我有急事!”叶挺没有多想,立刻派人请来了贺龙,害怕有眼线盯梢,叶剑英、叶挺和贺龙三人就近到鄱阳湖中的一条小划子商量对策。
叶剑英将汪精卫的反常行为和阴谋说了出来,并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令,决定叶挺、贺龙不去庐山开会,部队不向德安集中而是直开南昌。
叶剑英
叶挺、贺龙部队一路南下,汪精卫得知后暴跳如雷,彻底撕下伪装,公开背叛革命,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在一片白色恐怖下,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7月下旬,周恩来秘密从武汉来到南昌,这次行动极为保密,就连最亲近的邓颖超都不知,邓颖超后来是这样回忆的:“恩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说他当晚要去九江。至于去那里干什么,待多久,他都没有告诉我。”
周恩来风尘仆仆赶了一晚上的路,径直来到朱德家中。朱德对当天的事情记忆犹新,只见周恩来穿着灰色中山装,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皮包,虽然着急赶路让他有些疲惫,但眼神依旧明亮。
第二天,周恩来在南昌市洗马池江西大旅社召开了会议,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并在大会上做出了7月30日晚上举行武装起义的重大决策。
周恩来
武装起义前两天,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周逸群的带领下,来到贺龙在武昌的驻地。贺龙见到周恩来,眼睛里满是欢喜,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你的大名我早就晓得了,逸群对你佩服得很呀!”这是周恩来与贺龙第一次见面,他们互相表达着对对方的崇敬之情。
周恩来分析了严峻的形势,告诉贺龙只有武装一起才能有出路,并恳切地希望由贺龙担任起义军的总指挥。贺龙心里十分清楚,汪精卫、蒋介石之流既然背叛革命,那么就肯定不会放过二十军,他与他们迟早有一战。
贺龙当即点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周恩来本就相信贺龙,得到肯定的回复更是感到十分安定。
这样,起义方面军有贺龙的第二十军7个团、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三个团、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师两个团,还有蔡廷锴的第十一军第十师,一共两万多人。而敌方在南昌城内的兵力共三千多人。
张国焘
而就在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按照预想的进行时,张国焘几次阻挠起义。他接连两次给前敌委员会发送电报,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表示出对南昌起义的不赞同,并直接到南昌召开会议,以各种理由反对起义。
张国焘疑点重重,认为在军事上我方无十分把握,应该将干部们分散出去,组织工农群众。还说起义要得到张发奎的同意才能行动,并称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
此话一出,立即就遭到了周恩来等前敌委员的强烈反对,贺龙更是表示,如果要告诉张发奎,还不如不干。见众人都反驳自己,张国焘无言反驳,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在张国焘的干扰下,原定的7月30日被推迟。
第二天清晨,周恩来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又提出这次武装行动只作一次“兵变”,行动过后就回广东去,他担心与国民党彻底撕破脸。周恩来再次强调,此次武装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开始,不是兵变。
张国焘
张国焘无话可说,但还是不赞同起义,他借口修改宣言,再一次提出推迟起义。接二连三的有意阻拦,周恩来忍无可忍,用力地拍了桌子,张国焘被吓了一跳,会议现场静悄悄一片,只听周恩来愤愤地说:“宣言我来改!”
后来周恩来回忆:“这是我第一次拍桌子,实属无奈之举!”
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前敌委员其他同志坚决支持周恩来,武装起义的时间定为8月1日凌晨4点钟。
7月31日下午,前敌委员会召开会议,布置起义战斗任务,周恩来亲自检查各项准备工作。到了晚上九点,贺龙命令封锁道路,极为小心地部署着一切。这晚,起义部队分别进入指定的战斗位置,他们佩戴红色领带,手电筒和马灯罩上贴上了红色十字作为标识。
南昌夜晚的氛围,瞬时间变得紧张起来,但是由于一个叛徒的泄密,前敌委员不得不提前起义计划。
随着天空中传来的三声枪响,起义部队从各个街道中激涌而出,战士们持着锋利的大刀,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冲锋声响彻整个南昌城,战斗极为激烈,其中敌军总指挥部、松柏巷天主堂和匡庐中学的战斗最为激烈。周恩来等前敌委员镇定指挥,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敌人被迫全部缴械投降,战斗胜利结束。
当然,那名出卖组织的叛徒被揪了出来,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战斗结束之时,南昌城头那面红旗在一缕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耀眼。听到没有动静的百姓战战兢兢地打开房门,只见墙上已经贴满了起义军标语,广大人民群众看着那振奋人心的标语,心头立马感受到了光明。
南昌起义后,周恩来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目的是便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名义,贺龙任总指挥,叶挺担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再后来,聂荣臻、陈毅、林彪都赶到了南昌,为南昌起义增添了厚重的力量。
南昌起义的意义重大,从这次战斗中,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获得了武装斗争的经验,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周恩来第二次拍案而起
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就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我党在不少地区开辟了苏区,并成立了中央苏区。当时,中共还由共产国际在背后直接领导,因此,在1933年,共产国际派遣了一名军事顾问到中央苏区执行军事路线,他就是李德。
李德
李德是德国人,但是一个德国共产党人。1926年,李德因共产党人的身份暴露,被德国政府逮捕,后来越狱逃到苏联并在那里的军事学校学习了几年,之后就被派往中国搜集日本情报。
抵达中国后,李德又被临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等人聘用为军事顾问。当时共产国际得知此事后,对李德的权利进行了限制,只允许他在军事上提供意见和建议,李德也确实遵守这个规定,但当时博古从德国留学回来,是一介书生,在军事方面毫无经验,因此李德就成为了军事指挥最高的一个人。
在李德没有来之前,蒋介石已经对井冈山的中央苏区进行了四次“围剿”,都以失败告终,拿中央苏区没有任何办法。但几次的攻击已经让苏区的物资急剧消耗,再加上国民党的封锁,苏区的生活异常艰难。
李德与博古等人的到来并没有给苏区带来希望,而是又进入了另一个漩涡。
蒋介石
就在李德、博古进入苏区后,蒋介石就开始筹备新一轮的攻击,也就是第五次“围剿”。蒋介石调集了40多个师,再加上地方部队,将近50万余人,黑压压的一片朝着苏区赶来。
与前几次进攻不同,这一次蒋介石动了脑筋,他在军中设立了政训处、宪兵、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而且,蒋介石在战术上也用尽了心思。他首先派兵长驱直入苏区与红军主力开战,后方部队缓步推进,并不断地修筑城堡,使红军无法发挥运动战的优势。
然而,蒋介石的这一系列动作,博古等人全然不知,他们以为这次战斗与前几次一样,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不丧失领土的口号”,与超出我方军队数量十倍的敌人硬碰硬,结果就是我方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在遭受一次挫败后,李德不仅进行消极防御,而且还盲目地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在蒋介石进行第五次“围剿”前夕,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蔡廷锴发动了福建政变,表示愿意和红军组成联合战线,这对红军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原本红军已经与蔡廷锴部队达成了初步协议,但共产国际得知后坚决不同意,还要与其斗争,李德盲目听从,错失了机会,福建政变也被蒋介石轻松解决。
1934年,蒋介石的10万大军向苏区北部重镇广昌进行包围,光建立的堡垒就有2900多个,李德依旧执行“不丧失领土”的战略,与敌人硬碰硬,命令红军也建造堡垒与敌人死拼。然而堡垒还未建成,敌人的飞机就轰炸了个遍,红军损失惨重。
其实李德并不是没有军事指挥的能力,而是他不从中国国情出发,只是用理论知识作战,这样指挥出来的战斗必定会失败。
由于李德的错误指挥,导致的结果就是红军惨败,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进行长征。
在广西全州县有这么一句话“十年不饮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鱼”,用来形容湘江战役的惨烈,而这正是红军长征期间发生的一次悲壮惨烈的战斗。
当时红八、红九军团直插湘南的江华、永明,佯装攻桂北门户龙虎关,制造红军深入广西腹地的假象,逼迫湘江沿岸的桂军主力难移,在北边湘军尚未布防到位的机会,趁机让红军军委部队抢渡湘江。
但由于军委部队携带的东西实在太多,长征大军根本无法快速行走,作战部队变成了行装护卫队,与敌人周旋的兵力严重不足,以至于错失了抢渡湘江的最佳时机。
在此情形下,敌人的部队很快反应过来,对正在渡江的红军进行了疯狂攻击。寒冷的冬天,战士们在冰冷的江水中前行,敌人的飞机就在上方,不时地朝着地下扔炸弹。大量的红军战士被打伤,无数牺牲的战士掉进湍急的河水中,被河水冲到了下游。
当战斗结束后,村民们帮忙掩埋红军的遗体掩埋了好几天,可以想象当时悲壮惨烈的场景。这次战斗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直接锐减到3万人,红军伤亡惨重。
渡过湘江后,李德的指挥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不满,特别是通过五次反“围剿”的对比,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越来越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
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后,到达湖南通道县。按照长征初期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将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然而蒋介石已经预判了中央红军的路线,如果坚持北上必定会落入敌人的圈套,于是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主张放弃北上的计划,改向敌人的薄弱之处贵阳前进,以保存实力。
最终,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得到了大部分同志的支持,红军向贵阳方向行军,避免了损失。
毛主席
几天后,中央红军攻占了贵州黎平县城,这里资源丰富,中央红军在这里进行了稍微地休整中央红军还未从疲惫中缓过来的时候,中央军委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要不要去湘西,不去湘西要去哪里?”
在这样的形势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负责同志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红军的战略方针进行讨论。于是“黎平会议”在此召开。
会议由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博古等人出席,李德因疟疾发起高烧而没有参加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想法,改道黔北,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经过众人的深思熟虑,纷纷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方针,会后,由周恩来将会议报告传达到李德那里。
李德在看完报告后脸色变得铁青,李德质问周恩来为什么会议不遵循他提出的主张,周恩来则说明会议的结果是由中央同志集体通过的,希望李德能按照大会决定执行。
大为恼火的李德根本听不进去,不停地用英语与周恩来争执着。李德的无理取闹让周恩来发了火,他用力地一拍桌子,桌子上的马灯被震得跳了起来,又重重地摔在地上熄灭了。周恩来拍案而起,使李德很震惊,他从未见过周恩来发火,看来这次是真的生气了。
李德见状立马停止了叫嚷,同时冷静下来仔细回想了报告的内容,最终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
周恩来的拍案而起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说:“总理那次拍了桌子,一下子就把局面扭转过来了。”言语中还表现出对周恩来的佩服。
周恩来
黎平会议的召开,不仅决定了红军行军的路线问题,还在军事指挥制度上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也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总理一向温和,待人和善,但他这两次拍案而起,实属无奈。在那样关键的局面,他怎么能不担忧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的命运,他的两次拍桌子改变了整个局面。这不是巧合,而是一个领导者所具备的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