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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述编辑|张述
《——【・前言・】——》
一提李卫,十个人里九个会说:这不就是雍正跟前的宠臣嘛,花钱买官,脾气还冲,除了皇帝谁都不怕,纯属仗着靠山嚣张。可真翻《清史稿》和地方府志一看,这事儿压根不是那么回事。他的“横”是冲着手握权力不干事的官,他的“狂”是护着没权没势的老百姓,雍正的信任也不是瞎给的偏爱,是给真正能扛事、能办事的人的定心丸。所谓“嚣张”,不过是不跟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的硬气,是实打实的成绩撑起来的底气。
很多人觉得李卫是“外行当官”,可他干的事,比不少科班出身的官都靠谱。就说康熙末年他管户部银库那阵,有位亲王想在每千两税银里多收十两“库平银”,美其名曰“补贴库耗”,其实就是把国库的钱往自己兜里装。李卫劝了两回,亲王压根不当回事,觉得一个捐官出身的小官翻不了天。
李卫没跟亲王吵,直接搬了个红漆柜子放户部大堂走廊里,柜子上用白漆写着“某王赢余银”五个大字,来往官员都能看见。亲王知道后又羞又气,可这事被捅到明面上,再不敢硬来,只能把这“库平银”给停了。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听说这事,专门让人打听李卫的名字——这小子,有股子不怕硬的劲儿。
后来雍正登基,直接把云南盐政这烂摊子扔给了李卫。那会儿的云南盐政乱得没法看,官吏私开盐井不上报,盐课亏空了十一万九千两,老百姓吃盐要花平常三倍的价钱,朝廷的税银全流进了私囊。没人觉得李卫能搞定,毕竟他连科举都没考过,哪懂盐务?
可李卫一到云南就下了狠手。先把前任留下的旧账全翻出来,按名字找亏空的官吏,不管是退休的还是现任的,一分不少地逼他们把钱还回来;再改盐运的路线,原来黑盐、白盐都走一条道,运得慢还容易被私贩截胡,他重新划了销售区域,让盐场“就近行销”,运输成本砍了一半,缉私也方便多了。
江浙有个沈姓盐枭更难缠,手里有几百个打手,还弄了几艘战船,官府去查,他就动刀动枪反抗,之前的官员都不敢惹。李卫没调大军硬碰硬,而是派了两个心腹乔装成盐贩子混进沈枭的窝点,摸清了他囤盐的地方和作息规律,然后挑了个凌晨突袭,当场把沈枭抓了,还顺藤摸瓜揪出了三个跟他勾结的知府。
就这么折腾了半年,云南盐政不光把十一万九的亏空填上了,还多出来三万多两盈余。后来他去浙江管盐务,更把“食官盐者多,食私盐者少”变成了常态,连后来的“两淮盐政改革”,都照着他的法子来。有这实打实的成绩,他跟盐政系统的贪官拍桌子,能叫嚣张吗?那是成绩给的底气。
李卫弹劾人也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是偷偷写奏折,他偏不,写完奏折,必让人抄一份给被弹劾的人送过去。不是故意挑衅,是他觉得“要查就光明正大,别搞背后捅刀子那套”。
雍正三年,他弹劾直隶总河朱藻,说朱藻不光贪墨治河的银子,还让自己的弟弟朱蘅插手河工,把工程弄得一塌糊涂。奏折递上去之前,他先把弹劾的内容让人告诉了朱藻。朱藻又急又怕,赶紧找关系疏通,可李卫早就把朱藻贪腐的证据收集齐了,雍正一看证据确凿,直接把朱藻革职查办。
更猛的是弹劾鄂尔奇。鄂尔奇是内阁首辅鄂尔泰的弟弟,当时任工部尚书,仗着哥哥的权势,在外面收受贿赂,还强占百姓的田地。不少官员知道了也不敢说,毕竟鄂尔泰是雍正面前的红人。可李卫不管这些,照样写奏折弹劾,把鄂尔奇干的事一条一条列得清清楚楚。
雍正看了奏折,虽然没把鄂尔奇怎么样,却专门下旨嘉奖李卫,说他“不避权贵,实心任事”。还有乾隆二年,诚亲王府的护卫库克,仗着王府的势力,强占了百姓几十亩良田,百姓告到官府,官府不敢管。李卫听说后,直接上奏乾隆,乾隆看完奏折,不光严惩了库克,还赏了李卫一件四团龙补服。
有人骂他“不给人留面子”,李卫听了只说一句:“贪官污吏要是讲面子,就不会刮老百姓的钱了。”他弹劾的从来不是清官,全是那些拿着朝廷俸禄却不干正事的蛀虫。这种“一根筋”,哪是嚣张?是对官场腐败的不妥协。
李卫在老百姓眼里,跟在官员眼里完全是两个人。官员觉得他横,老百姓却觉得他是“守护神”。他到浙江上任的时候,浙江年年闹河患,钱塘江一涨水,两岸的庄稼就全淹了,前任总督换了三个,也没把河患治好。
李卫没一上来就开会下命令,而是带着几个随从,沿着钱塘江徒步勘察,走了半个多月,把哪里淤塞、哪里堤坝不牢固都记在本子上。然后组织民夫修堤,还发明了一种“石囤法”——用石头装在竹筐里,堆在堤坝薄弱的地方,比原来的土堤结实多了。就这么修了三年,钱塘江“年年决堤”的毛病居然给治好了,后来浙江人还把他修的堤叫“李卫堤”。
玉环岛也是他给老百姓争来的。那会儿海禁,玉环岛成了荒岛,不少老百姓偷偷跑过去垦荒种粮,可官府总派兵去赶,说“海禁期间不许私垦”。李卫听说后,专门坐船登岛查看,岛上十多万亩荒地,全是能种庄稼的好地,还能防备海盗。他当即上书朝廷,说“与其让地荒着,不如让百姓耕种,既解了民生之困,又能加固海防”,雍正看了觉得有道理,就同意开禁,让老百姓上岛种地。
赈灾的时候,李卫更不含糊。康熙五十七年山西大饥,他跟着时任山西巡抚朱轼去赈灾,不光组织官府放粮,还自己掏腰包从陕西买了两万石粮食,分给受灾最严重的州县;后来他抚浙江,又从国库申请了三十万两帑金,从四川买米存进常平仓,就怕遇到荒年百姓没饭吃;乾隆三年京畿涝灾,他第一时间奏请乾隆停征当年的赋税,还组织人手疏通河道,让老百姓能赶紧回家种地。
浙江因为文字狱停过科举,读书人没地方考试,怨声载道。李卫一边安抚士子,一边上书朝廷请复考,还拿出自己的养廉银,资助家里穷的文人读书。后来他离任浙江的时候,老百姓夹道相送,还有人给他送“万民伞”;过了几年他再回浙江视察,街头还是挤满了人,有的老百姓还带着孩子来,说“这就是给咱们修堤、让咱们有饭吃的李大人”。老百姓能这么待见他,靠的可不是“嚣张”,是实实在在的民生账。
很多人觉得雍正护着李卫,是因为偏爱,其实不是,是李卫刚好能帮雍正推行新政。康熙晚年的官场太“软”了,官员们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思,遇到问题就捂盖子,雍正要查亏空、推摊丁入亩,就得找“孤臣”——不结党、不怕得罪人、只认规矩的人。
李卫就是这样的人。他不跟科甲出身的官员抱团,也不跟权贵攀关系,弹劾起人来,不管对方背景多硬,该说就说。雍正推“摊丁入亩”,不少地方官阳奉阴违,李卫在浙江却执行得最彻底,把人头税并入田税,还把各地的田亩数重新丈量了一遍,让老百姓“种一亩地交几文钱,心里有数”。
雍正说“李卫办事,朕放心”,其实是放心他能把新政落到实处。后来乾隆上台,对李卫的态度也能说明问题。刚继位的时候,李卫弹劾库克,乾隆赏了他四团龙补服;李卫病重,乾隆还专门派太医院的御医去诊治;李卫死后,乾隆按总督的礼仪把他厚葬。
可等李卫死了几十年,乾隆南巡到浙江,看到西湖花神庙里有李卫的神像,当场就发了火,让人把神像拆了烧了,还骂李卫“一介庸奴,竟敢托名立庙”。不是乾隆前后矛盾,是政治需求变了。雍正要“严政”,需要李卫这样敢冲敢闯的人;乾隆要“宽仁”,要安抚官场,自然容不下这么“硬”的人。
雍正朝有三大督抚:鄂尔泰、李卫、田文镜。乾隆私下里说“文镜不及卫,卫又不及鄂尔泰”,这话其实没说到点子上。田文镜治河南,靠的是打压读书人立威,河南学子罢考,他还诬陷李绂“结党”,靠阴招赢了“田李互参”,他的政绩是靠严苛榨出来的,官民都怨他。
鄂尔泰呢,靠家世背景起来的,虽然有能力,可也免不了拉帮结派,他的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后来还形成了“鄂党”。只有李卫,既不靠背景,也不搞阴谋,全靠实绩说话。他跟田文镜、鄂尔泰关系僵,不是因为嚣张,是看不惯他们的行事风格。
尹继善后来评价李卫“学其勇,不学其粗”,这“勇”就是不跟腐败同流合污的刚直。他选官也只看能力不看出身,在直隶当总督的时候,有个叫田永的小吏,虽然没考过科举,可熟悉刑名,李卫就提拔他当通判,后来田永还成了直隶有名的清官。
别再把李卫当成靠皇帝撑腰的嚣张宠臣了。他花钱买官,却一辈子清廉,死的时候家里没多少余财;他没读过多少书,却懂民生疾苦,修堤、赈灾、开禁,桩桩件件都为老百姓着想;他弹劾权贵,却不搞党争,心里只有“办事”两个字。
雍正的撑腰是对能干事者的认可,老百姓的立像是对好官的感念,乾隆的拆像是政治清算的无奈。他的“嚣张”,从来不是无理取闹的任性,是刺破官场腐朽的勇气,是护持民生的担当。在那个“水至清则无鱼”的时代,他偏要做一汪清水,这才是历史最真实的李卫。
【参考资料】
《清史稿・李卫传》,中华书局2018年点校本
《浙江通志・名宦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雍正朝起居注册》,中华书局1993年影印本
中共三门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李卫:刚正不阿的“反腐先锋”》,2021年党风廉政建设专栏
徐州市纪委市监委网站:《读李卫惩贪故事,悟为官从政之道》,2020年廉政文化专题
《清代盐政史料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乾隆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