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开国少将里，有这么一对亲兄弟挺招人眼球：大哥贺晋年是少将，小弟贺吉祥也是少将，俩人的肩章级别一样。但话说回来，这事儿并不算多“美谈”：以贺晋年副兵团领导的身份，给个少将头衔确实有点儿屈才。贺吉祥呢，一直到抗美援朝快结束时，才混上了志愿军第11师的师长，论起军中的老资格，跟大哥比起来可差得远了。贺晋年在红军那会儿就已经是师长、军长了，经历上比弟弟早了快二十年。大家伙儿也心照不宣，不会在贺晋年面前聊起军衔的事儿，免得大家尴尬。
原本这对兄弟在军衔上不太可能站在同一级别。贺晋年在陕北红军里可是个老资格，加上陕北红军的两位头儿刘志丹和谢子长都早早地走了，队伍里缺少能撑场面的大将，贺晋年自然就显得格外亮眼。到了1955年授衔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当上上将，说不定还是陕北那边唯一的上将代表呢。
不过，陕北还出了一位官职更大的干部，但在1954年因犯错而自杀了。新中国成立那会儿，有位高领导在东北的党政军界特别有威望，他还提拔了同样是陕北红军出身的贺晋年，让贺晋年当上了东北军区的副司令员和参谋长。在1955年军区改制之前，全国总共才6个大军区，由此可见贺晋年的职位有多显赫。要是那位高领导没发生意外，贺晋年很有可能被封为开国上将，以后的路也会走得很顺。
不过，到了195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贺晋年等人深陷其中，被错认为是高某的“心腹”，不得不一再写检查、表明立场，这让他的处境和未来发展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会儿，刘伯承正在南京忙于军事学院的筹建，他既看重人才，也想帮贺晋年一把，于是特意把他调到了学院的战役系深造，好让他远离那些纷扰。
贺晋年到了南京，白天忙着听课学习，晚上还得写检讨，心里头别提多紧张了。有人瞧见他，就在背后嘀咕，说三道四，这些话传到贺晋年耳朵里，让他心里更加沉甸甸的。学院战役系的头儿杨得志，看到贺晋年心里头压着大石头，晚上熄灯了还在那儿写个不停，心里挺不是味道的。杨得志走过去劝他：那事儿跟你关系不大，咋还揪着不放呢？别写了，歇歇吧！
说起来，杨得志可是老资格的红军战士了，他之前在晋察冀军区和一野都干过。他和贺晋年以前交集不多，但1954年那档子事儿，大家都知道。杨得志觉得，像贺晋年这样的革命军人，被卷进政治风波里，实在是太冤枉了。因此，他劝贺晋年别太往心里去，别老是写那些检查了。
不仅杨得志这么想，就连深受大家尊敬的彭老总也对贺晋年十分信任。当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后，他来到学院检查工作，杨得志趁机向首长反映了贺晋年的近况，并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彭老总一听这话就火了，在会议上特别点名批评了一些人，告诫他们不要在学院里瞎猜乱说。有了领导和战友们的关心，贺晋年心里暖和多了。
其实贺晋年虽然常跟那位高领导打交道，但都是工作上的往来，远不到“铁哥们儿”的程度。组织查了查，也没发现贺晋年有啥大问题。不过呢，因为那事儿影响太坏，为了把事儿压下去，第二年授军衔的时候，贺晋年就没法评上将了，只拿了个少将，还写着“暂时”的备注。在所有的副兵团级干部里，他55年的军衔是最低的。
为了让陕北红军更显眼，组织上临时决定给阎红彦同志一个上将军衔，尽管他的军事经历比起贺晋年来说稍逊一筹。对贺晋年而言，这或许就是命运的安排吧。好在贺晋年只是军衔降了点，工作位置和收入没怎么受影响，晚年生活还算安稳，也算是挺幸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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